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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过敌人的第三、四道封锁线

来源:http://www.lytshx.com 作者:冠亚体育br88 时间:2019-05-28 16:38

1934年农历9月,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、霍山一带休整,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,派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送来了信。信上说:“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,已到我处,请你们接信后,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。”

  当时,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,部队伤亡甚大,供给困难,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,接到此信,我们心中非常高兴。研究了一番,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,布置了皖西的工作,当晚,就率队出发了。

  从出发地到鄂东,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,我军一路打一路走。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,敌一○九师在此堵击我们,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,歼灭了敌人四个连,才把道路打开,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。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。在大柳树与敌一○七师三个团相遇,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,采取分兵合围阻击我们,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,激战半日,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。冲过了第二道封锁线。

  这两仗,我们伤亡不大,打的是便宜仗,缴获武器很多。可是,部队相当疲劳。打仗的时候,战士们个个都象小老虎。战斗一结束,却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。我们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,看到战士累得不行,便休息了两个钟头,吃了些干粮,让战士打了个盹,才又继续前进。

 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、汪桥附近时,部队实在走不动了,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,如果再这样走下去,今晚很难冲过去。因为离敌人比较远,临时决定在这休息半天,准备当晚来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,冲过敌人的第三、四道封锁线。

  休息过后,战士们又有了精神。下午五点钟,我们又出发了。夜晚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。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,天已拂晓。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,部队跑步前进。

  四处狗叫枪响,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。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冲出了二十五里,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开。天亮后,我军便通过了敌人从仁和集到砖桥公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。

  上午十点左右,我军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,敌人的四个师又从三面包围上来。有东北军一一七师、一二○师;刘镇华的六十四师、六十五师。好大的行动!大概他们想来一个“聚而歼之”。当然这是妄想。然而现在困难的是: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,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,那是不可能的。经我们慎重考虑,认为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,打,打它个稀里哗啦。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打垮,后顾之忧就能解除,便可以顺利地走向鄂东。

  决定性的一仗,在这里展开了。军的指挥部,设在胡山寨南边的高山上,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。开始,敌人的气焰很高,四架飞机掩护着,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。

  我军坚守着阵地,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着敌人的进攻。从上午打到黄昏,敌人多次进攻不成,锐气大减。反击的时机到了,一声号响,我军从扼守的各个山头,象洪水似地涌了下去。敌人吃不住这一突然反击,跑的跑,退的退。东北军是我们的老“运输队”,这一次,光机枪就给送来了一百多挺,还有四千多人作了俘虏。从俘虏当中,查出一个团副,两个营长。没查出的官,想必还有不少。

  这次战斗,我军伤亡也比较大。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,七十四师金师长负伤。部队减员大,而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,要继续西进,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。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,便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。

  俘虏集合起来后,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,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。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。当听到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,顿时轰动起来,个个惊奇,纷纷议论。这个问:“可是真的?”那个说:“你们不骗人吧!”还有的直摇头,表示不相信。

  我们又向俘虏做了解释,并劝他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卖命。

  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,有的说:“红军放了我们,回家种地去,再不当兵了。”有的说:“人不能不要良心。”

  放了俘虏,把伤员安插好,埋葬了牺牲的同志,半夜又出发了。这时候,我们唯一的想法是:快到鄂东,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。

 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,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,见到了郑位三同志。他拿出中央的指示,内容的大意是: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、五次“围剿”,人力、物力损失甚大,粮食已空,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区,开辟新的根据地。根据中央的指示,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。关于老区的工作,省委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一支小部队(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八军),原地坚持斗争。

  按照省委的决定,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,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就告别了苏区,开始了转移。  

  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,于1935年2月,翻越天谷山,进入了陕西的柴家关。在这半年之中,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“围剿”,打了许多胜仗,正象毛主席说的: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在鄂、豫、陕广大的土地上,红二十五军撤下了革命的种子,扩大了党的影响;还在不少地区留下了干部开展游击战争。

  2月底,我军打下柞水之后,杨虎城的独立二旅,又尾追上来。九间房一战,歼灭了独二旅五个营。在陕西葛牌镇,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,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。会议并决定: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

 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,向东行动。打下雒南,占领柏峪寺,在这一带发动群众,组织了雒南游击队。不久又转到大小泾川一带,发动群众,又先后组织了三个游击队。同时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,领导该区工作。

  5月初,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(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;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;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),向鄂豫陕地区发动了“围剿”。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,我军采用了“先疲后打”的方针。牵着敌人的鼻子,今天走八十里,明天走一百里,高兴了来个一百二。敌人象武装大游行似的,日夜跟在我们后边。同样是两条腿,可是他们赛不过红军。我们的战士,行军八十里驻下后,又跳又唱;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。

  开始,战士们不了解这种“先疲后打”的方针,为了保守秘密,未到时机作战方针又不便下达,有的同志就讲怪话,有的说:“敌人一条命,我们命一条,为什么不和他们拚!”有的说:“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,敌人跟着屁股不打,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?”

  这时,军、师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,在行军中都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。军政委吴焕先同志,有的时候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的会。他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解释着:“多跑几天路,脚上多磨几个泡,算不得什么,跑到一定的时候,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。”

  不几天,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,消灭了敌人一个营,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。这里是敌人的兵站,缴获了很多的白面、猪肉、白糖和布匹,战士们高兴起来,有的说:“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。”有的说:“这回不再走了。”

 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,还不到打的时候。当夜,又开始了急行军。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,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,翻山涉水,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:“刚打了个小仗,又跑开了!”“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?”

  接连走了四天,走出了五百六十里,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,这才驻下。我们的口号是:“哪一股敌人先到,就打哪一股。”

  大兵团的敌人,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。三天后,杨虎城的警备一旅,象乌龟爬行似的,远道而来。先来者必领“头赏”,我军把它引入袁家沟口,一个反扑,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。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。

  这仗一打,部队情绪高涨起来。同志们不再埋怨跑路了,大家纷纷说:

  “咱们的路没白跑!”

  “现在明白了,跑,不是怕敌人。”

  我军经过一连串的艰苦战斗,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。

  由于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,兵源、给养发生了困难。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,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,省委决定:打出秦岭,逼近西安。

  6月底,我军从杨家斜出发,跨过终南山,一天,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(接驾回),捉住了一个伪区长。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,拦路打它个埋伏,便要那个伪区长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,要敌人前来增援。城里敌人回电话说:毛(炳文)军长、于(学忠)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,目前无兵可派。此计未成。

 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《大公报》,上面有一条消息:“共军一、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,继续向北逃窜,先头部队到达松潘……”

 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,无电台联络,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,无法知道。但是,我们相信,一、四方面军是北上了。

 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,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。经过讨论,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,牵制敌人。迎接党中央和一、四方面军。陕南留下郑位三(陕南特委书记)及陈先瑞同志,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。

  于是,红二十五军的全体同志,满怀着会见党中央的热烈愿望,离开了陕南向西行动。

  当时,我们的决心: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,也要把党中央和一、四方面军迎接过来。我们向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:“积极前进,迎接中央,迎接一、四方面军。”行军的路上,同志们纷纷问:

  “冲央到了哪里?”

  “毛主席也来了吗?”

  “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?”

 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,更想念中央,盼望毛主席。他们现在在哪里,到底到了什么地方,哪一天能会面,自己心里也没数。我们只好向大家说: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。

  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。为了迎接中央,迎接毛主席,尽管不少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,也没有掉队的。鞋子破了,赤着脚走。由于我们出山扩充了八百多名新兵,搞了很多粮食,继续行动也有了条件,部队便连日向西挺进。

  走了十多天,行程数百里,经过(幸攵皿)(厂至)、骆驼口、佛坪、西江,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。这是古战场,据说,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就在此地。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,便谈论起马谡的故事来。望着附近的群山峻岭,有的同志说:“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,这样的地势,易守不易攻,怎能把街亭失掉呢?想必真地象戏中所说的那样,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,没靠山近水扎营。”有的同志取笑说:“马谡没有群众观点,脱离群众。”

  拂晓,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。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,一个没放跑,全部把他们歼灭了。更可喜的是,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。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,更加证实我一、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。他还供出: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,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。

  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,开会纪念了“八一”建军节,二号一早,就向天水挺进。

  刚打下天水北关,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。我们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,连日转向凤凰山、沿河镇,强渡了渭水。

  过渭水时,全军只有一条小木船。除了指挥部的几个同志和七名女护士是乘船渡过的外,全军都是沿着一条绳子徒涉过去的。过了渭水后,便打下了秦安。为牵制毛炳文的主力,部队又继续向通渭前进,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。这一带是回民地区,全军指战员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,做了许多争取与团结回民的工作。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,部队不入清真寺,不吃猪肉,不动用回民的家具。军部还向回民送了匾和银锭。这些行动,使当地的回民甚受感动。回民们杀羊宰牛慰劳红军,阿訇摆上香案、点心迎接红军。还有不少的回民青年自动参加了红军。

  在兴隆镇一带休整了三天,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一、四方面军的消息,省委又进行了研究,认为目前我们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,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,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,就奔陕北,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。

  休整以后,部队继续前进,打下隆德。当天傍晚,毛炳文的主力从兰州增援上来,我军与敌激战一阵,又开始转移。

  部队边打边走。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前头领着大队,我在后面指挥打敌人的追兵。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;从瓦亭到平凉,日夜行军。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(消灭一个多营),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带领的一个团,团长马开基被打死,活捉了四百多人。

  不幸的是,就在泾川战斗中,吴焕先同志牺牲了。这使我们非常悲痛。吴焕先同志于1927年秋天参加过黄安暴动。在鄂豫皖苏区,我和他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,又一同转战万里。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,最敬爱的同志。前些天,他还向我说:“见了毛主席,咱们还不认识呢?”现在,他倒下了,再也见不到党中央,见不到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。

  我们从泾川西进,威逼崇信,在西南公路与敌人周转十七天之久,天天派人打听,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、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。毛炳文的部队乘着八十辆汽车,配合马鸿宾的一部分部队,从背后赶来,我军在此孤军作战,处境不利,便按照原定的计划去陕北。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想法:陕北是老苏区,我们到那里会到刘志丹同志,打听党中央的消息也是比较容易的。

  我军强渡泾水,经过数天的行军,便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--绍山一带。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,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,也没碰到一个村庄。背的干粮吃光了,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,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。这天下午,忽然发现了一个羊群,有五百多只羊。一盘问,是羊贩子的。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,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。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。没有盐,锅也少,有脸盆的用脸盆煮,没有脸盆的,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;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。幸亏了这群羊,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。

  开始进入了苏区,我们说话口音不对,有些群众不知我们是什么队伍,纷纷逃走。可是,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时,就相继归来,分外亲切。消息传得很快,习仲勋、刘景范等同志先后找来了,并且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。来到陕北苏区,我们好象到了家一样。

  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,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,到达了永坪镇。在这里,我们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。志丹同志穿的十分朴素,沉静谦虚,看来,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五期的学生。他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,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,深受陕北的人民和战士的爱戴。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“老刘”。我们会到他,真是高兴万分。他也象我们一样,正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。可是也不知道中央确实的消息。

  两军会合之后,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、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。党决定由我任军团长,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,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。

  1935年9月18日--“九一八”事变四周年,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,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。两军合一,七千多人,真是人强马壮。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,都赶来参加了大会;会场上红旗飘扬,遮天蔽日。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,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:

  “两军亲密团结,携手作战!”

  “迎接中央,迎接毛主席!”

  会上,党的负责同志和我们军团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讲了话。

  此时,敌人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“围剿”。敌人的兵力,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四个师外,东北军的七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。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,我们就商讨反“围剿”的作战计划。两军会合之后,战士们说:“一定要打个漂亮仗。”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,也是这样想:一定要打响第一炮。

  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,有的同志提议先打住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,或者高桂滋师,出横山,与神木、府谷苏区打成一片,然后打出三边。经过讨论,大家一致认为:吃掉这两个部队,把握大一些。可是目前大兵压境,消灭这两个部队,对敌人的打击不重。还是先打东北军好,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,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。

  据情报:东北军七个师分成两路,一路是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,从陕西向我进攻,一一○师、一二九师已经到了延安;一一○师留一个营在甘泉,军长王以哲带军部和一○七师驻守洛川、(鹿卩)县;其余四个师在甘肃境内由军长董英斌带领,经合水向我进攻。我们决定:围攻甘泉,调动延安的敌人,拦路打它的埋伏。

 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,我们绕过延安,到达了延安南九十里的甘泉附近。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休息。我和志丹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,来到了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。一看地形,非常理想:甘泉北,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,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,把延(安)甘(泉)公路夹在当中,象是一条口袋,而且,两边山上树木茂密,便于埋伏。如果把敌人放进来,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。

  决心下定了。但是,我们考虑到敌人习滑,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。

  回来后,指挥部的同志详细地商讨了部署,决定派一部分小部队围攻甘泉,大部队在劳山附近打延安来的援兵。估计:我军第一天包围甘泉,第二天延安的敌人可能起身,那么,第三天上午即可进入埋伏地区。

  战斗按着计划开始了,围攻甘泉的第二天,我和志丹同志分头带领部队,进入了埋伏区。出发前,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,又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,进入埋伏地区后,不准生火,不准走动,指挥枪不响,任何人不得开枪。

  等到第三天上午,却不见敌人的影子,我心里好急,暗暗想:何立中(敌人一一○师师长)一向找着我们打,这回怎么耍滑头了,莫非走漏了风声!

  我们正在着急,派出去侦察的便衣喘吁吁地跑回指挥部,报告说:“来了,来了?”

  指挥部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。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。原来估计,敌人要是两路行军,必有两个团钻进来,如果再追一下,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。谁想,敌人一露头,是四路前进。看来,何立中太欺负人了!

  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,但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。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,何立中骑在马上,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,向参谋长说:“我当共军会打我个埋伏呢!现在出了龙潭虎穴。”他正说这话的功夫,我军开枪了,道路两旁,机枪、手榴弹,立刻混响起来。几千敌人,象黄蜂窝挨了一棍,不知向哪里跑好,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,被打垮了;有的企图往前突围,被军团部派出去的短枪团把路给堵住了。敌人开始顽抗,不肯缴枪,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:“缴枪吧,你们跑不出去了!”“放下武器一律优待!”

  敌人这个部队里,有好多士兵了解我军的政策,在此情况下,纷纷缴了械。

  这部分敌人,不愧是红军的“老朋友”,士兵们放下枪后,有的说:“我这是第二次向你们缴枪了!”有的说:“我是第三次缴枪了。”还有的发誓说:“我一枪没放。”他们象是纷纷表白自己的“功绩”。有的俘虏问我们战士:“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?”我们同志回答的很好:“我们指挥部特别邀请么!”

  战斗只有六个多钟头,一一○师全部被歼。三千七百多人做了俘虏,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被打死。缴获的武器很多。

  战斗结束后,我们在劳山附近休整。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同志带队去杨泉源侦察,又在那里歼灭了一○七师一个营。

  这两仗,把敌人“围剿”的气焰打下去了。敌人改变了战术,采取步步为营的“碉垒政策”。我军乘胜扩大战果,强攻榆林桥,又消灭了一○七师四个营。这个团是东北军的主力,团长高福源(外号叫高包脖子)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。开始,从俘虏中就是查不出这个团长。后来有个同志看见俘虏中有一个穿的满漂亮,便故意诈他说:“你就是高福源!”这个俘虏连忙说:“我不是,我不是,我是理发工人。”说着嘴向旁边一歪,原来“高包脖子”就在旁边。

  打完这仗,我们得到了中央红军的确实消息,知道毛主席离我们不远了。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起镇。我们一面派人去迎接,同时对指挥部的同志说:“毛主席快到了,再打它一仗,作为见面礼!”    

  下一仗从哪里下手呢?一一○师摘掉了,一○七师搞垮了他五个营,米脂方面高桂滋、井岳秀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,附近敌人不多了。我们讨论了一番,决定把后方留下,部队立刻南下。

  我们决定攻打张村驿--这是个小镇,敌人不多,周围四个围子有三百多条枪,因对我们妨碍甚大,决定把它收拾掉。战斗刚开始,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七匹快马。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同志派人送来了信:毛主席今天下午到司令部来。

 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!天天盼,天天想,毛主席到底来了!

  我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。然后快马加鞭地往日奔。心急只嫌马跑得太慢。到底慢不慢?一百三十五里,当中还有两座山,三个钟头就赶到了。

  已经是初冬了,赶到司令部时,我已是满身大汗。刚洗了一把脸,毛主席来了。一块来的共四个人,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,哪一位是毛主席?不认识。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,他介绍后,毛主席向我伸出手来,亲切地说:“是海东同志吧。你们辛苦了。”

  我用双手把毛主席的手握住,久久地望着他那可亲的面孔,不知说什么好。盼望了好久,总算见着了。

  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,也问到同志们吃的和穿的。我们回答之后,毛主席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,问我们:

  “陕北的三次反‘围剿’怎么样了?”

  我们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。毛主席看着地图,又问:

  “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?”

  我们报告后,主席析起地图,亲切地说:

  “好吧,先按你们的部署,把张村驿打下来,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。”

  我们跟主席一块吃完了饭,我临动身回前线的时候,主席向我说:“给你一部电台带着。”

  这几年,我们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,哪里用过电台?我向主席说:

  “我不会用它。”

  “不要你自己动手,”主席笑着说,“需要联络,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,他们会使用它。”

  当晚,我离开主席回前方的时候,感到全身是力量。有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,对粉碎敌人的“围剿”更加充满了信心。

  回到前方,立刻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,转告了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,部队的情绪沸腾起来。这个问:“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?”那个问:“哪天能看见毛主席?”我说:“咱们把张村驿打下,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!”

  这几句话,比什么口号都有鼓动力。战士们喊着口号:“打下张村驿,去见毛主席!”一鼓作气,爬上了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。接着把张村驿附近据点都打开了,缴获了很多粮食。

  战斗结束后,我向毛主席发了电报,报告了胜利。这是我做红军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。当天,毛主席回了电报,向参战的同志问候。

 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,我们就和中央红军会师了,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会师的各路大军,在直罗镇歼灭了一○九师全部和一○六师一个团,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“围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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